《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萧道成午睡，光裸上身，裤子束在肚脐下面。十四五岁的皇帝刘昱喜欢到处乱跑，这时，他破门而入，直达内室，见状大笑。萧道成赶紧跪拜。刘昱叫他站起来，拿起毛笔，在他的大肚子上一圈一圈画成靶子，肚脐眼正好是靶心，然后命令萧道成站得远远的，拿起弓搭上箭，拉开了弓弦。

　　萧道成吓得连声喊：“老臣无罪！”刘昱的侍从王天恩说：“领军将军（萧道成官名）的肚子大，确实是好箭靶，但要是一箭射死，以后便不能再射了，不如用骲箭试射。”

　　骲箭的箭镞用骨节制成，骨节圆圆的，不会致人死命。刘昱换箭，射去正中脐眼。他丢下弓大笑道：“我这妙手本领如何？”萧道成忍住疼痛，连声叫好。

　　刘昱的骄狂和凶暴与日俱增。他经常晚间出宫，次晨才回，或是早晨出宫，傍晚回城，几乎没一天不是这样。

　　雍州刺史张兴世因病回朝，带着三千万钱，刘昱亲自带人抢劫，一夜之间几乎全被抢走。张兴世又忧又恼，病势转重而死。

　　刘昱出行，随从者拿着兵器，还有数十根不着色彩的大棍棒，外加钳、凿、锥、锯。途中遇到男女行人以及犬马牛驴，常给以击脑、槌阴、剖心等酷刑，每天总有几十回。刘昱看到尸体破碎，血流满地，才以为快乐。如果跟随他的人皱起眉头，他就命令他站得笔直，然后用矛穿透杀死。倘若刘昱有一天没有杀害生命，他就怅然若失，怏怏不乐。因而京城内人心惶惶，白天都紧关门户，道路上寂无一人。宫殿及朝廷官府中的人也都忧惧终日，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

　　阮佃夫是竹林堂射鬼时，杀死废帝刘子业的主要功臣。刘昱即位后对他仍是十分信任，让他身任冠军将军等职。阮佃夫横行霸道，公开纳贿营私，二百匹绢以下的贿赂他都嫌少，不予搭理。他的府第和花园、水池，诸王的王府都赶不上他的豪华。

　　刘昱的疯狂暴虐一天更比一天严重。阮佃夫担心哪一天自己也会被当做“箭靶子”，同时他又打算混水摸鱼，想趁机废除刘昱，赚得名望而独揽朝政。但计谋被同伙告发，刘昱立即杀死了阮佃夫等人。

　　杀死阮佃夫，大快人心，但刘昱的倒行逆施使人不寒而栗。皇太后常常训诫他几句，刘昱听了很是气恼。端午佳节，皇太后赐给他羽毛扇，刘昱见了，反骂羽毛扇太寒酸，又骂皇太后不拿自己当人看，竟然下令太医煮药，准备去毒害她。左右侍从劝说：“如果太后死了，那做孝子的规矩很多，你哪能自由自在？”刘昱非常感激地说：“这几句话大有道理！多亏你们提醒！”

　　转眼有人密告，阮佃夫谋叛的同党还有：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和游击将军孙超之。刘昱亲自带兵去包围屠杀这三家。孙超之被活捉，刘昱嗅到他口有蒜臭，亲自剖膛开肚看个究竟。沈勃被擒前，知道横竖要死，拼命扇了刘昱一个耳光，骂不绝口，最终被剁成肉酱。三家的男女老少都被残杀，连婴儿也被一刀一刀割下肉来。阮佃夫的另一心腹张平逃跑，而后又被抓到，刘昱在承明门外亲自驾车将他辗死。

　　但刘昱真正的“箭靶子”还是萧道成。萧道成数次带兵平叛，声望更高。刘昱心中嫉恨，虽然不敢再去公开射“靶”，却命人雕刻木材，做出胖胖的萧道成模样，并将肚子画成靶形，作为自己和随从的箭靶。他下令说：射中者有重赏。奇怪的却是一人也射不中。

　　萧道成住在领军将军府中，刘昱亲自动手放火，打算在萧道成从烈焰中外逃时，乱箭将他射死。可是萧道成坚卧床上，指挥众人将大火扑灭。刘昱的阴谋无法得逞，更为恼怒。他在宫内亲自磨砺小矛，声言：“明天要用它去杀萧道成。”刘昱的亲娘陈太妃喝道：“萧道成对国家功大无比，你要杀他，今后还有什么人为你尽力？”这样才使他停下手来。

　　萧道成听到这些消息，也非常担心，他暗下和袁粲、褚渊商议废立。袁粲坚决不同意，他说：“皇上年纪小，以后能够改过。”褚渊心里赞成，但嘴上不敢随便讲。

　　萧道成的僚属们群情激奋，有的劝他不能坐以待毙，有的劝他跑到广陵发难。萧道成自己却想用老办法，煽动北魏出兵，他可以见机行事，并安排了他的心腹垣崇祖带了数百人到边境待命行动。有人劝他说：“如果魏军真正出动，反而会成祸患。”还有人说：“你现在动一下坐席，马上就会有人到朝廷叩门告发！”

　　他的族弟萧顺之和次子萧嶷则建议说：“刘昱喜欢数人外出，容易袭击成功。”萧道成终于听从了这个意见。

　　越骑校尉王敬则倾心为萧道成效力。他夜里穿了僮仆的青衣，爬行于大道旁，听察刘昱的往来动静。萧道成要他联络刘昱的侍从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十五人，窥测时机。

　　七月初七晚是七夕。刘昱这个无道皇帝在新安寺偷了一条狗，到昙度道人住处烧得香喷喷的，吃饱喝足以后，回到仁寿殿休息。

　　汉代留下七巧的风俗习惯，妇女都用五彩线缕望月穿针，穿过者就认为是吉兆。刘昱看着宫女穿针，一会儿醉极，命令杨玉夫盯住满天星斗，并说：“你见到织女渡银河会见牛郎时，赶紧叫醒我。否则就要杀你，挖肝取肺。”说完倒头便睡。

　　杨玉夫等待刘昱鼾声大作，便命两厢奏起音乐，以掩盖他们动作的声音。他和杨万年抽出刘昱的防身刀，刺死刘昱，割下脑袋。陈奉伯将它藏在宽大的衣袖内，假称带着圣旨外出，送到王敬则家中。王敬则又奔驰领军府，叩门大呼萧道成。萧道成害怕刘昱用计欺骗，不敢开门。王敬则将头颅抛进墙内，萧道成洗去上面血污，一看果真是刘昱脑袋，这才大舒心怀，穿了整齐的戎装，骑上心爱的赤马，前呼后拥而出，王敬则等人跟在后面。

　　到了宫殿的承明门边，又假称是皇上回宫，大呼开门。当时宫门边都有三角形的小孔，宫门内的人可以从小孔窥探外面的人。王敬则害怕宫卫在小孔内看到真情，用刀环堵孔急声呼叫。过去刘昱经常如此出入，守门者常常胆战心惊开关宫门，这时也没有怀疑而大开宫门。萧道成进入大殿，宫内才震惊起来，后来听说刘昱已死，高呼万岁之声此起彼伏。

　　第二天早晨，萧道成在宫廷的大槐树下，以皇太后的命令召集袁粲、褚渊、刘秉，“四贵”同议大事，萧道成问刘秉：“这是你们皇室的家事，你有什么说法？”

　　刘秉见萧道成的胡须发髯似乎都倒竖着，目光如电一般，他早吓得瞠目结舌，半晌才说：“军旅方面，听凭领军说了算。”萧道成再让袁粲表态，袁粲也不敢开口。王敬则拔出佩刀，在旁边跳着说：“天下事就在萧公身上，胆敢反对的，我王敬则给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随手拿过皇帝戴的白纱帽，加在萧道成头上，要他坐上皇座。

　　萧道成板着脸教训道：“你懂得什么？”袁粲这时想说话，王敬则一声怒叱，他又闭紧两唇。褚渊道：“不是萧公就没法了结此事。”萧道成顺着坡儿说：“交付你们，你们都不愿办，我无法推辞！”于是命人准备仪仗车辆，去迎立安成王刘準。袁粲和刘秉都被高举的长刀逼迫着离开宫城，吓得脸白如纸。

　　刘秉在归途中遇到堂弟刘韫，刘韫打开车门问道：“今天的大事当让老兄拿主意吧？”回答是：“我们都让给萧领军了！”刘韫扪住胸脯说：“老兄的肉里怎么还有血？今年我们都要灭族了！”

　　当天，皇太后下达命令说，早已密令萧道成运用神机妙算，现在，安成王刘準应该君临万国。太后又追封刘昱为苍梧王。历史上也有称刘子业为“前废帝”，称刘昱为“后废帝”的。

　　安成王刘準坐上皇位，时年十一，他就是宋顺帝。萧道成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军政大权都抓在手里。他的心腹布满朝廷。褚渊一贯奉让于他，而刘秉与袁粲只是暂且拱起双手，聊以充位。所谓“四贵”就成“一贵”了。

　　宋顺帝虽说是宋明帝的第三子，但并不是亲生。宋明帝后期不能生育子女，他弟弟的妃姬凡有怀孕者，就留于宫内，如果生下男孩就杀了母亲，孩子让给自己宠爱的嫔妃抚养。宋顺帝原来是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之后由昭华（嫔妃名称）陈法容代做母亲。顺帝即位，陈法容就是皇太妃了。

　　宋明帝生前，沈攸之因为军功逐步升任郢州刺史，坐镇夏口，整日修造战船，制作兵器盔甲，跟朝廷不是一个心眼儿。后来刘昱即位，沈攸之又升任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更是加紧准备叛乱，朝廷的各种制度已不在他眼中了。

　　当桂阳王刘休范和建平王刘景素先后造反时，沈攸之都认为时机不够成熟，没有响应，反而亮出讨叛旗帜。乱事平后，他又再一次晋爵加官。

　　后废帝刘昱被杀，沈攸之的僚佐劝他乘机起兵，但他的长子沈元琰在建康，官为司徒左长史。沈攸之怕自己发难，长子就会被杀，所以暂且没有动。

　　不久，长子沈元琰竟然出现在眼前，沈攸之喜出望外。原来萧道成特派他带着后废帝经常杀人的凶器给沈攸之看。沈攸之得知萧道成已总掌内外朝政，而他过去的名位一直不如自己，心里更不乐意，加上长子已回到跟前，心中大石头落了地。他一边上疏表示庆贺，一边加紧厉兵秣马，四个多月后，发出檄文起兵叛变。寒冬腊月里，他的队伍先后沿江东下，号称有战士十万，装备铁甲的骑兵两千。

　　萧道成听到消息，与褚渊一起商讨对策。褚渊说：“西边的挑衅和祸难可以说得不到成功的，你还是应该先对付眼皮下的肘腋之患！”

　　袁粲原先就不同意萧道成杀害后废帝，顺帝即位，朝命袁粲坐镇石头城。袁粲认为萧道成日后必将篡宋，而石头城可以作为征讨的据点，因此一改过去对于新的任命总是一推再推的态度，受任非常干脆，立即走马上任。

　　湘州刺史王蕴由于母亲去世，回建康守丧。当时沈攸之还没有起兵，他途经巴陵，停船一个月，双方派人紧紧结交。王蕴继续东下，再到夏口。夏口是郢州刺史坐镇的地方，萧道成的长子萧赜是郢州长史。王蕴认为萧赜会来他家吊唁亡母，打算就此活捉萧赜，占领夏口发难。可是，萧赜得到他和沈攸之联络的情报，深居不出，并且戒备森严。王蕴煞费苦心，落了一场空。

　　王蕴回到建康，认为萧道成一定会来参加吊丧，又想趁机作乱，但萧道成也早已得到密报而不出面。王蕴没法，只得去和袁粲、刘秉等暗下计谋，又跟黄回、卜伯兴等一批将帅紧密结合，准备待机发兵叛乱，杀害萧道成。

　　沈攸之叛变，萧道成亲自到石头城去找袁粲商议，袁粲推辞不见。他对左右说：“萧道成要将我拉入台城，我没话回绝，但一旦到了台城，要反对他也没办法了。”

　　刘秉的堂弟、领军将军刘韫更仇恨萧道成。卜伯兴是直阁将军，也有武力在手。黄回等一些有名的将帅屯兵新亭，其中屯骑校尉王宜兴骁勇绝人，武艺高强。有一次，他舞刀挥盾，黄十多人用水不断浇泼，竟没有洒湿他的衣襟。这些队伍部署完毕，似乎可以稳操胜券。

　　谋议已定，袁粲通知褚渊，邀请他参加举事。但褚渊立即出卖袁粲，转告了萧道成。其实，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萧道成早已得到了消息，安排了对策。他派出精兵，名义上是说去帮助镇守石头城，其实是监视袁粲。萧道成最忠实的心腹王敬则，又被任为直阁将军，和卜伯兴共同管理禁兵，这样，卜伯兴也不能为所欲为了。萧道成这两招顿时扭转乾坤。

　　袁粲决定了发难的计划，假称奉皇太后的命令，让刘韫和卜伯兴带宿卫的将士在朝堂上围攻萧道成；黄回等将帅带兵在新亭及宫城附近响应；刘秉则奔赴石头城，二人共同指挥全局。

　　这个计划原定于十二月二十三（477年）夜里发动。但刘秉却是一个胆怯而又懦弱的人，当天他就心慌意乱，焦虑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早早吃了晚饭就整装待发。用餐时，他双手颤抖得仿佛秋风中的落叶，喝的汤全都泼在胸襟上。

　　天色还没暗下来，就带了许多车辆，满载着女眷和细软家产驰往石头城。他的数百名部属心神不定，乱哄哄地跟在后面，惹得路边的行人都停下来，注视他们。

　　刘秉进了石头城，袁粲问道：“你为什么这么仓皇而来？如今闹得满城风雨，大事必定要失败了。”刘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能够看到你，我万死无恨了！”

　　萧道成得讯，派人通知王敬则。这时，卜伯兴已将所有门户反锁。王敬则拿了锯子，将板壁锯开，腾身而出，立即带兵到中书省去抓领军将军刘韫。天色入夜，刘韫在烛光中整装待发，见到王敬则闯进来，大惊而起，问道：“老兄夜来，有什么大事？”

　　王敬则大骂：“你这小子竟敢造反！”刘韫知道秘密暴露，奋力抵抗。王敬则连着几拳打在他脸上，将他打翻在地后一刀刺死，随后又领兵去杀了卜伯兴。

　　在石头城内的萧道成所属将士，分头占据城内要地，与袁粲对峙。王蕴听到刘秉全家逃向石头城，长叹道：“大事不成了！”随即也带了数百名部曲狼狈地奔向石头城。原先计划从南门入城，但黑夜中未发觉萧道成的队伍已占领南门，王蕴到了门下，箭如雨下。他以为袁粲已经失败，数百人一哄而散。

　　萧道成又派军主戴僧静带了数百人，到石头城并力攻打袁粲。双方血战，几乎打了一整夜。戴僧静分兵攻西门，放起一把大火。袁粲和刘秉在东门看到火光，刘秉吓得面无人色，和两个儿子爬下石头城，落荒而逃，不久被追兵捉住杀死。

　　袁粲看到眼下的形势，正如独木不能支住将崩溃的大厦，但认为自己的名望还可以鼓励剩余的将士决一死战。他回到军府，点起许多蜡烛，正襟危坐，坚持不走。

　　已经攻入石头城的戴僧静，趁着黑暗和混乱进入军府悄悄向袁粲靠拢。袁粲身边的儿子袁最感觉到有异常情况，赶紧用身体遮挡父亲。正好戴僧静抡着刀，直冲砍过来，袁最当即被砍死。袁粲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对着已经为他丧命的儿子说：“我不失为忠臣，你不失为孝子！”戴僧静又补上一刀，袁粲也就没有声息了。石头城全被占领。

　　有些百姓哀叹袁粲的惨死，传出一首歌谣说：“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袁粲死时年五十八，袁最年方十七。王蕴其后也被捕斩首。

　　黄回在新亭听到石头城传来鼓噪之声，立即集中将士奔向宫城，但朱雀航有萧道成派的重兵镇守，不准夜间过桥。天色微明，黄回听说石头城已败，不敢发兵，便假说是听到乱起，特来保卫宫城的。萧道成心里明白，但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对他如往常一样。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今天是9月10日，我国第41个教师节。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感念师恩，也不要忘记那群在历史风雨中，以生命守护文明火种、以风骨诠释师者尊严的先贤。“坪石先生”便是这样一群值得被永远铭记的身影。

　　1940年9月22日，秋风送爽，中大代理校长许崇清先生带领着师生们，从云南澄江出发，踏上一段跨越滇、黔、桂、湘、粤五省的漫长旅程。他们穿越了数千里的山河，历经风霜，终于在10月16日抵达坪石，开始了他们为期四年多的抗战与学习生涯。

　　粤北山区在冬天，寒风刺人，温度接近冰点，到处有冰挂。由于房屋的保暖性能不佳，学生们主要依靠棉袄来抵御寒冷。为防止敌机轰炸，学校加强各种防空措施，将山顶一个圆壁碉堡改成报警台，和坪石的情报中心保持着频繁的沟通。一旦报警台在树干上挂起一只大竹篮，各学院的观察点便迅速响应，将师生们转移到防空洞，以躲避空袭。

　　各学院分散在坪石，120多间竹织树皮棚屋（复制）用作课室、实验室和宿舍。

　　当年在坪石坚持教学与做学问的专家教授们，被亲切地称为“坪石先生”。那么，“坪石先生”又有谁呢？除了中国图书馆奠基人之一杜定友外，有《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有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有一生为统战工作作出贡献、到晚年才公开党员身份的“传奇隐杰”梅龚彬，有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的卢鹤绂，有地理学大师吴尚时，有音乐大家马思聪，还有百科全书式学者朱谦之、名满天下的抗日歌曲《杜鹃花》词作者黄友棣、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开创者黄际遇、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和五四著名女作家、古诗词专家冯沅君等。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很长。除了专职老师，中大还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陈寅恪主讲魏晋南北朝史，杨东莼讲演《中国文化史》，郑德鸿教授作《薄钣理论之最近发展》等，不胜枚举。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山大学的“坪石先生”们，如何在逆境中坚守学术的灯塔？战火纷飞，教材匮乏，他们仅凭记忆和零星的资料备课。课堂里，只有黑板上的提纲，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听讲，手中的笔飞快地记录着每一句话，每一个概念。

　　夜幕降临，菜油灯下，学生们沉浸在自习的海洋中，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他们专注的面庞。为了提升教学质量，每个星期一，学院都会举行学术专题报告，这是知识的盛宴，是思想的碰撞。历史学系更是独树一帜，他们与自然科学者携手，设立了中国科学史奖金，以发扬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

　　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尽管条件艰苦，但“坪石先生”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坚持教学和科研，深入偏远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丰富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资料。这些田野调查和野外考察的成果，成为学生们撰写高质量论文的基石。“坪石先生”们的智慧和汗水，孕育了一篇又一篇的学术佳作。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从坪石走出的学人中有10位走进了。在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马思聪、李达、林砺儒等，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投票。他们不仅是学者，更是国家的栋梁，许多人后来成为大学校长、院士，引领着学术界的发展。

　　1941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天，因抗战局势紧张，重庆的生活难以为继，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夫妇决定南下香港谋生，途经韶关。当时的韶关是广东省的战时省会，聚集了不少文化艺术名流。马思聪夫妇在韶关市区逗留了两周，举办了十几场小提琴演奏会，为支援抗战募集资金。

　　离开韶关后，他们来到香港。谁知半年后，风云突变，香港沦陷，马思聪夫妇只好回到内地，接受了国立中山大学的聘书，于1942年9月18日抵达粤北坪石。马思聪被聘为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不分系教授，夫人王慕理则被聘为不分系讲师。

　　在坪石期间，除了坚持教学和音乐创作外，马思聪还经常在坪石、韶关市区举行义演，继续为抗战筹款。

　　“马思聪先生，我们是中央党报的记者，听说您在韶关举办筹款义演很成功，专程从重庆过来采访。”几位记者围住刚在韶关市区举办完义演的马思聪问道，“您能否和我们一起到重庆，也为我们的记者俱乐部举办一场筹款义演呢？”

　　“对不起记者先生，韶关是战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才通过义演，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而重庆现在是大后方。我认为，你们的要求，其实是在敲韶关人民和难民们的竹杠，恕马某不能答应，我还得回去上课。”马思聪的当面拒绝，让记者们面面相觑。

　　与马思聪同时到达坪石的，还有文化进步人士许幸之，他是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风云儿女》。他被中大师范学院聘为不分学系教授，还兼任中山大学剧社编导委员。

　　许幸之多才多艺，人称文学美术戏剧“三栖教授”。在坪石，许幸之的创作异常丰富，仅在1943年春季，他就接连创作三幕话剧《樱花夫人》、五六首长诗、几十首短诗，为抗战鼓与呼。

　　阳春三月，山岗上开满杜鹃花。师范学院副教授、作曲家黄友棣一大早来敲许幸之的门，说他在学生刊物上，偶然看到文学院学生芜军写的一首叫《杜鹃花》的小诗，感觉清新感人，一时间灵感迸发，昨晚彻夜难眠，在油灯下奋笔疾书，一口呵成，谱成了曲，现试唱给您听听，看感觉如何？不等许幸之回话，他便开始打着拍子唱起来：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摘下一枝血红的杜鹃，遥向着烽火的天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已的头发上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许幸之听毕，连声叫好。看着黄友棣充满激情的演唱，他不禁想到当年聂耳在他面前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杜鹃花》传遍校园，传遍广东，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名曲，点燃无数青年的救国热忱。

　　中师剧团在坪石成为最活跃的艺术团体，每当学校有重大活动，他们的演出总是最吸引人的节目。从1942年末至1944年5月，在许幸之等教授的指导下，中师剧团和合唱团在中大礼堂、师院礼堂和坪石时代剧院等地，公演了《一片爱国心》《大地回春》《半斤八两》《心防》等线年元旦，中师剧团在坪石时代剧院公演许幸之导演的名剧《寄生草》，观众们争先恐后地涌入剧院，场面之热闹，门限几乎被挤破。

　　在中大的校园里，许幸之欣喜地与左联时期的老友重逢。这些老友中，有才华横溢的戏剧家洪深，还有诗人穆木天和彭慧夫妇等。

　　洪深是1941年3月，受中大许崇清校长邀请，前来坪石任教的。《国立中山大学校报》是如此介绍的：“洪深先生为海之名，剧作家、前曾在本校任教，嗣以抗战军兴，辞职从事政训工作。许校长长校后，即敦聘洪氏为奉校文学院英文系主任。业经洪氏来函应聘。”

　　在中山大学，师生们对洪深的到来充满期待。对洪深来说，除了戏剧理论教学，最拿手的，莫过于导演话剧。他因而被聘为全校学生戏剧教育训练的名誉戏剧导师，参与了多项文艺戏剧活动。从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会员书》，到慰问和支持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苏联戏剧电影界，再到广东戏剧界举行的欢迎大会，洪深的身影无处不在。在洪深、许幸之等的悉心指导下，校园里的戏剧氛围变得异常浓厚。

　　1942年2月，洪深决定和田汉、欧阳予倩和夏衍合作，共同创作一部以香港沦陷为背景的新戏《再会吧，香港》，反映抗战期间爱国侨胞在香港的艰苦斗争。3月7日，《再会吧，香港》在桂林首演，上座率极高，三周的戏票一抢而空。

　　谁知首演当天，此戏就被当局要求停演。洪深心有不甘，从桂林回到坪石后，将《再会吧，香港》改名为《风雨归舟》，亲自为中师剧团导演此剧。演出获得好评。洪深兴奋之余，还将中山大学演出《风雨归舟》的上演税寄田汉。

　　是年6月22日，洪深与其他文艺界人士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致斯大林的信，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抗敌图存志不灰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的突然登陆，让中山大学的师生们不得不仓促西迁。1939年1月15日，中大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发挥自己专长，在香港《》发表《广东西北江之形势》一文，文中分析了依托粤北山地抗战的军事意义，描绘了中国军队在粤北的英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士们的无限敬意。“这些镇守粤北的勇士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足以让敌人望而却步。”

　　1942年春，广东省政府拨款12万元委托中大地理系编绘广东省地图。吴尚时觉得此事关乎抗战，义不容辞。“这是我们为国家尽的一份力。”

　　吴尚时立即组织中大地理系师生，采用现代西方测量和制图技术，集中地理系师生的力量，仅用15个月时间，就提前完成编制广东省政治经济挂图和分县地图册。这部图件成为广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制图工程。该图件准备付印的消息传出后，“各方纷纷函电预约，远及青(海)、甘(肃)、新(疆)各省”。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选址坪石塘口村。学院有数学天文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六个系。

　　1944年夏，日敌侵扰粤汉铁路，坪石告急。吴尚时携家眷与弟子们逃难，途中吴夫人产下小儿超羽。在逃难的路上，他们历经艰辛，白天躲进山头草丛中，入夜睡在猪圈牛栏里。一次，超羽大哭，几乎被日本兵发现，吴尚时急中生智，用棉被紧压在小儿身上……好在日本兵片刻离去，小儿才免于窒息而死。逃难群众被这位温文尔雅的父亲的惊人之举所感动，纷纷流下热泪。

　　就是在此艰苦危险的环境下，吴尚时仍继续从事考察与翻译工作。《南岭何在》《华南弧》《仁化县地形》，以及马东男《自然地理学·气候篇》即在此乡下完成。

　　地理学系系主任吴尚时教授、讲师何大章、助教罗来兴合著《浈武二河水文之研究》和《曲江之潦患与预防》

　　中大文学院朱谦之教授自称书斋型学者，却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当“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他深刻地意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着手文化复兴。“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复兴的关键。”朱谦之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声音铿锵有力。他提出了“南方文化运动”，强调南方文化的本质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对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文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山大学成立了御侮救亡会，朱谦之担任了文学院第三团团长。每当日本人的轰炸来临，他总是坚守在学校，即使周围的房屋倒塌，他也毫不动摇。

　　对于日本人的残暴，朱谦之是有亲身经历的：“在无论如何轰炸的情形之下，只要学校上课，我是一定在的。1938年五六月间广州大轰炸，我所住的前后左右，房屋倒塌不少，杀伤人的数目，更惨不忍睹。”

　　广州沦陷后，朱谦之随学校来到坪石，担任文学院院长，那里的艰苦环境并没有打败他。文学院的师生们在教学之余，还得提防日机的来袭。每当警报响起，朱谦之总是背上他的书稿，那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朱院长，您怎么只带书稿？”有学生好奇地问。“这些书稿，是我的灵魂，是我的生命。”朱谦之微笑着回答。

　　虽然有战火威胁，1944年12月8日，朱谦之还是给学生主讲了《现代史学思潮十讲》《文化类型学十讲》等，坚持上好“最后一课”。

　　坪石的经历，让朱谦之印象深刻。他曾以一首律诗，表达其诸多感受，这也是坪石先生们的共同感受：“中年粤北讲台开，战地春风桃李栽。坪石岭前歌剧闹，桂林洞里警钟哀。诲人不倦吾滋愧，抗敌图存志不灰。封豕长蛇终殄灭，夜深犹盼捷书来。”

　　他们选择用生命“守住”1944年冬，战争的阴笼罩了粤北的小镇坪石。日军为了打通粤汉线，向这片宁静的土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945年1月13日，日军的前锋已经逼近坪石。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找到中大图书馆长杜定友：“杜馆，这是最后一趟开往曲江的火车了，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他们手忙脚乱地将书箱搬上了火车，但火车到达乐昌县城时却停了下来，因为曲江也面临着沦陷的威胁。

　　1944年4月4日，杜定友（前排中）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十周年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杜定友心急如焚，急忙寻找挑夫搬运图书，费尽周折找到了12个挑夫，但还没走多远，这些挑夫就被国军截走当壮丁，书箱被无情地抛弃在路边。面对无人运送图书的困境，杜定友感到无助。他曾将个人著作的稿件分装在四只箱子里，本可以找人帮忙搬运，但想到图书馆的图书无人抢救时，怎能只顾自己的书稿？他只好将自己的书箱与图书馆的书一起封存，黯然离去。

　　在离开的路上，他欲哭无泪，悲愤地写下：“四次迁徙五万卷，顶风冒雨备辛艰；乐昌沦陷落魔掌，国破圕亡心茫然。三十年来一场空，无图无书又无馆；空余馆长白纱帽，孑然孤影徒悲伤。”

　　随后，学校动员杜定友随校本部东迁梅县。但杜定友，这位“无图无书又无馆”的馆长，怎能空手而去？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图书，他不肯东迁，坚守在仁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抢救那些珍贵的图书。8月中下旬，日寇投降后，杜定友重回乐昌与坪石，寻找那些封存的藏书，大部份图书均幸保存，唯独其个人多年积稿散失殆尽。他痛心疾首地回忆：

　　“1945年1月17号。坪石告急。仓皇万状。走乐昌，敌继至。奔石塘，旋失陷。退厚里，跟敌仅五里。再退仁化，蛰居赤石径。凡八闰月，衣食不继，艰辛备尝。三十年来，积稿盈尺，化为灰烬。人生计划，粉碎无遗。每一念及，痛不欲生。”

　　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沉着将实验室种子就地转移，蒋英教授则将植物标本藏到十多公里外的坪游山村，躲过一劫。抗战胜利后，这些珍贵的种子和标本被安全运回广州中大石牌本部，成为农学院宝贵的教学和科研资源。

　　1月21日，日军的铁蹄踏碎坪石的宁静。为逃避鬼子兵的追杀，郑海柱副教授的夫人罗秀贞，抱着年幼的女儿，纵身跳下悬崖。而工学院建筑工程系的卫梓松教授，因病留在新村，最终落入敌手。日军试图利用他的声望，逼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但卫教授宁死不屈，于3月3日，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死明志，壮烈殉国。

　　卫梓松教授，这位广东台山的儿子，北京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京奉铁路的工程师，曾在国立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留下足迹的学者，他的一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的《实用平面测量法》至今仍被后人传颂。

　　1945年初，在冰雪纷飞中，日军攻陷曲江城，原中大代理校长许崇清冒着严寒，撤到连县三江镇。

　　此时，中山大学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师生由总务长何春帆带领，由坪石突围到连县，设立分教处，邓植仪任分教处主任，其本部、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三江镇，农学院在东陂、西岸，医学院在县城内。

　　到连县的中大教授包括梅龚彬、邓植仪、盛成、周郁文、叶述武、邹仪新、岑麒祥、张葆恒等。他们听说许崇清也在连县，便登门拜访，聘老校长为教授。许崇清欣然应允，主要上两门课，分别是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许崇清与中山大学的命运再次紧密相连。在那个简朴的临时住所里，他以床板充当书桌，为那些逃离战火的学生们传授知识。连县，这个曾经安宁的地方，如今成了被敌军包围的孤岛，每一天都笼罩在沦陷的阴影之下。

　　所幸，日军的气焰已不再嚣张，他们的攻势如同强弩之末。8月9日的清晨，许崇清接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苏联宣布对日宣战，红军正向东北挺进。”六天后，收音机里传出了震撼人心的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那一夜，三江镇成了欢乐的海洋。炮竹声、鸣枪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夜空。许崇清，平日里儒雅的学者，此刻也忍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他和师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与当地群众共享这胜利的喜悦，狂欢直至深夜。

　　聚焦两会·教育之声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新一轮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引期待

　　“孩子掉下去了”，6天婴儿摔致颅内出血，涉事月子中心突然宣布破产要关停

　　iPhone 17中国卖爆 苹果在华市场强势复苏！库克：我被销量惊到 感谢中国用户

　　手机被扎出窟窿还能用！拍摄者：钉子通过主板穿透屏幕 主人用了三四天才来换

　　1945年1月，粤北坪石寒意刺骨，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带着简单行囊紧急撤离，唯有图书馆前，主任杜定友死死守着未搬完的典籍，声嘶力竭地喊出：“书不走，我不走！”众人无奈，只得含泪将他绑上最后一班撤离的火车——正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坪石先生》里的这一幕，让世人看见抗战烽火里，有一群书生以血肉之躯，为中华文明筑起了一道“文化防线”。

　　这段动人场景并非虚构。彼时因人手匮乏，中山大学图书馆约6万册精华典籍未能随校撤离，散落在战火中。杜定友坐在颠簸的火车上，望着窗外破碎的山河，悲愤挥笔写下一首古诗：“四次迁徙五万卷，顶风冒雨备辛艰。乐昌沦陷落魔掌，国破图亡心茫然。三十年来一场空，无图无书又无馆。空余馆长白纱帽，孑然孤影徒悲伤。”字里行间，满是文人护典不成的痛惜与不甘。

　　1944年4月4日，杜定友（前排中）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十周年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供图

　　杜定友（1898—1967），广东南海人，这位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在抗战岁月里，用无数奇思妙想，为古籍撑起了“保护伞”。“坪石之困，不过是杜定友护典路上的一道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天忠提及这位先辈时，语气中满是敬佩。早在广州沦陷前，日军战机已对这座城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作为“抗日大本营”的国立中山大学，更是空袭的重点目标——校舍被炸得满目疮痍，师生伤亡时有发生。而当时的中大图书馆，藏书量高达30余万册，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如何护住这批“文化家底”，成了杜定友心头最急的事。1937年8月18日中午，广州第一次拉响空袭警报。杜定友凭着图书馆学者的敏锐，第一时间想出“化整为零”之策：将馆内珍贵典籍分装，转移到各学院新建的地下室存放。地下室能避炮火，分散存放又可降低集中损毁的风险，可这一举措很快引发新矛盾——地下室同时被规划为防空洞，“人书争位”的争议四起，不少人质疑“图书怎能和人命抢空间”。杜定友连夜写下《图书与逃命》一文，字字恳切地阐释：典籍是民族的根脉，今日保书，便是保明日文明之薪火。最终，他顶着压力，为古籍争得了临时的安全之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日机空袭后的情形，远处为海珠桥。 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供图

　　随着战火蔓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为支援武汉会战，粤军主力北上，广州后方兵力空虚，地下室里的古籍再度暴露在危险中。1938年1月，征得校领导同意后，杜定友与同事秘密将199箱珍贵典籍（含2万余册古籍善本、抄本、孤本、地方志，以及3万余件碑帖拓片）运往香港九龙仓寄存。“最初这是配合中大迁校九龙的计划，后来教育部认为‘国立大学迁址殖民地有失国体’，迁校计划搁置，可提前转移的古籍，却因此躲过了广州沦陷后的战火。”曹天忠教授补充道，另有说法称此次运港的善本与图书杂志共25708册，“无论具体数字如何，这批典籍都成了战后中大图书馆重建的基石。”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危在旦夕。兵临城下，校方才仓促决定先迁校至粤西罗定，却只拨付了200元运书经费——这点钱只够买60多只木箱。杜定友没有慌乱，他盯着馆内的书架、桌椅、黑板，突然有了主意：带领工作人员将这些木器改造成200多只木箱，最终成功装运53847册图书。这“两用木箱”是杜定友的独门创造：运书时是收纳箱，到了目的地拆开，堆叠起来便是书架，摊平又能当书桌板凳，他称之为“图书馆木箱化”——在物资匮乏的乱世，这一巧思，让典籍既能安全运输，又能快速“安家”。

　　1936年12月，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第一排左四为馆长罗香林。 倪俊明先生供图

　　广州沦陷前夕，另一座文化宝库——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也面临着典籍存亡的考验。据学者蒋志华《广东省馆珍籍抢救纪略》记载，这座图书馆于1934年由广东省立图书馆合并而成，原省立图书馆的5.35万余册珍贵古籍，是其馆藏的“压舱石”。至1937年，馆藏总量已达13万余册，是当时广东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时任馆长的罗香林（1906—1978），广东兴宁人，这位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在战火中扛起了护典重任。

　　1937年8月16日，距离广州第一次空袭警报拉响还有两天，罗香林就已拟好详细的防护计划：成立图书馆防护团，自任团长，下设副团长、秘书、交涉员，再分设纠察队、防御队、救护队、保管队；同时采购黑布夹灯套、防毒面具、救护药品、救火器具，为应对空袭做足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已开始规划珍贵文献的转移路线。短短两天内，罗香林带领馆员将馆藏古籍善本25箱（内含元明精刻本、钞校精本、广东先贤著作罕见本、明刻本及北藏线只白铁箱，悄悄运往番禺龙归寄存——这一步，为馆藏珍籍避开了首轮战火。

　　1938年3月起，日军战机不分昼夜轰，时局愈发危急。罗香林决定扩大转移规模：计划转移三分之二馆藏，除普通报刊与文献复本外，其余典籍拟装300箱，每箱重200斤。馆员们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争分夺秒，遴选、装箱、标记，不敢有丝毫懈怠。1938年10月19日夜，罗香林亲自押运181箱典籍启程，目的地是广西桂平。两天后，广州沦陷，这批典籍因提前出发，得以幸免于难。

　　“罗馆长带领同仁先后将5.6万余册珍贵典籍运往广西、粤北，其中善本古籍1.3万余册、方志1.2万余册、经史子集及重要丛书1.5万余册、革命文库及新书2千余册、西文书2千余册、广东文献约1千余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副馆长倪俊明回忆道，“用罗馆长的话说，‘以善本、方志、佛经居多，四部及丛书刊刻较佳或检目较便者，亦大略皆备’。这批典籍里，有广雅书院冠冕楼藏书、番禺梁鼎芬葵霜阁藏书、南海孔广陶岳雪楼藏精钞本，还有明永乐《南藏》与明清地方志，不少如今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他还透露，抗战期间，这批珍籍由迁至粤北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代管，战后返回广州，大部分典籍最终成为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核心馆藏——广东珍贵的一批文化遗产，就这样在罗香林等人的守护下，得以保全。

　　回到坪石撤离的故事。乐昌、坪石沦陷后，中山大学图书馆约6万册精华典籍（含《丛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资治通鉴》及珍稀版本）流失，这成了杜定友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他放弃跟随大部队迁往梅县，独自留守仁化，只盼能有机会寻回典籍。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杜定友立刻派人赶赴坪石，在断壁残垣中搜寻散佚的图书，最终收回4万册。“杜定友对古籍回收的重视，是战后中大图书馆快速恢复的关键。”曹天忠教授说，“同年9月，中大迁回广州，杜定友又马不停蹄地查访敌伪遗留文物——撤退前遗留的16万册图书，经他多方奔走，从各大敌伪单位收回2万余册，最大程度减少了损失。此外，他还致力于追索被日军掠夺的典籍，尽管部分古籍被运往海南岛及日本本土，至今未能完全追回，但他的努力，为后续文化遗产回归埋下了伏笔。”

　　1946年1月，杜定友踏上香港的土地，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当年寄存在九龙仓的199箱珍贵典籍。可当他按地址找到仓库时，却发现典籍早已不翼而飞。焦急之下，他想到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这位同行兼好友，或许能帮上忙。他立即向陈君葆求助，恳请对方在全港范围内寻访。没过多久，陈君葆的报喜电报便传来：在香港永源仓发现171箱典籍，箱上清晰盖着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印章。原来，这批典籍曾被日军发现并转存至此，如今终于重见天日。

　　“这批古籍里，最珍贵的是3万余张碑帖拓片，那是史学大师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购藏的珍品，后来成为中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曹天忠教授感慨道，“若非杜定友的坚持与陈君葆的相助，这批文化瑰宝或许就永远消失了。”

　　1939年，陈君葆（右一）、许地山（右二）及香港大学同事在香港郊游时合影。谢荣滚先生供图

　　在杜定友追索“镇馆之宝”的故事里，陈君葆（1898—1982）的名字格外耀眼。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的学者，是香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身兼爱国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1934年起，他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同时兼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与港大秘书。

　　翻阅《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1941-1949）》（谢荣滚主编），能看到他与杜定友的深厚情谊——日记中不时出现杜定友在1925年创造的多音节新字“圕”（读音同“图书馆”），这个为简化书写而生的字，曾在当时的图书馆界与学术界流行，更被多种字典收录，足见二人在专业领域的相知相惜。

　　关于中山大学那171箱典籍，陈君葆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到永源货仓一看发现所存的一百七十一箱东西正是中山大学的书，其中有碑帖，也有英文书。据那里一个姓林的管仓员，东西还是在去年七月间左右才从九龙搬过来的，这作用很奇怪；不过我还疑惑其一九四四年而不是四五年，说的人也许记错了。中大原有一九九箱，这样失去的已廿八箱了。急写信先报告中大图书馆长杜定友。”3月15日又记：“饶士磐与杜（定友）明早乘西安船回省（城），中大的书，这样合浦还珠了。”字里行间，满是为友人寻回典籍的欣慰。

　　1940年代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39—1941年，大量从内地寄港的善本书寄存于馆内。 谢荣滚先生供图

　　事实上，帮中大寻回典籍，只是陈君葆护书事业的“冰山一角”，他更为世人熟知的，是与111箱国宝古籍的生死羁绊。这段缘分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北平、上海相继沦陷，南京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古籍面临被日军掠夺的风险，以郑振铎为首的爱国文化人士心急如焚——若这些典籍落入敌手，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将遭重创。经反复商议，他们制定了一条“文化长征”路线：先将古籍转运香港，再经缅甸仰光、滇缅公路运往重庆，而冯平山图书馆，便是这条路线上的关键中转站。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与时任馆长的陈君葆，毅然接过了接收重任。

　　“1937年12月24日，第一批典籍从广州运抵香港，那天恰逢假期，可陈君葆与许地山仍亲自到码头办理接收。”陈君葆的女婿、《赤子情深——陈君葆传》作者谢荣滚回忆道，“此后典籍分批到港，交通不便时，二人常以步代车，不辞辛劳。书籍到港后，他们又请叶恭绰、冼玉清、徐信符等文化大家协助整理，最终梳理出3万册典籍，分装为111箱。”

　　1938年1月12日，另一批“国之重器”——“居延汉简”抵港。这些在西北居延河畔发现的汉代木简，以汉代边塞屯戍档案为主，历史价值极高，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陈君葆对其极为珍视，1月6日便在日记中记录：“徐森玉的汉代木简共五箱，今日用副监督的名义存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午间由我亲自送去。”这批汉简共一万多件，他又与运简来港的沈仲章组织人力，整理、拍摄，为后世研究留存了珍贵资料。如今，这批汉简的3000余件释文签，仍完整保存在冯平山图书馆，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护典故事。

　　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1941年8月4日，许地山突然病逝，护书重担全压在陈君葆肩上。未等他从悲痛中缓过劲，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局势急转直下。原定于12月6日搭乘“格兰总统号”邮轮前往仰光的转运计划，因日军空袭被迫中断——邮轮在香港码头仅停留三小时便匆匆起航，未能装上一箱古籍。当时陈君葆满心遗憾，却未料这“遗憾”竟成了幸运：不久后传来消息，“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军炸沉，111箱古籍侥幸躲过第一次灭顶之灾。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陈君葆在1942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平川队长，问圕甚详，夜宿万国银行楼顶，托马伯年先生转达云卿，夜未一合目。”寥寥数语，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

　　“早在1941年12月30日，冯平山图书馆就被日军封闭，门上钉着写有‘枪杀’的木牌，杀气腾腾。”谢荣滚回忆道，“1942年1月9日，日本宪兵队长平川在牛奶公司设立的‘调查班’，对陈君葆及两名刘姓馆员严刑盘问，污蔑他‘通敌’，硬说111箱是故宫宝物，妄图卖给美国，逼迫他承认。当时七八个宪兵卸下武士刀，甩在围着陈君葆的桌子上，‘砰’的一声巨响，威慑之意显而易见。”当晚，陈君葆被关押在万国银行顶层的小房间，一夜无眠；次日一早，平川又带三名所谓“专家”前往图书馆核查，还盘问了副校长史乐诗，直到晚上才将他“有条件释放”，要求他每日到“调查班”报到。同时，日军派兵日夜看守图书馆，逼迫陈君葆及馆员“管理”被控制的馆舍。

　　1934年起，陈君葆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图为他于1940年代给学生上课。 谢荣滚 先生供图

　　是带着家人逃离，还是留下护书？陈君葆选择了后者。他忍痛将妻儿送往澳门与内地，独自留在沦陷区，每天在日军的监视下整理图书，暗地里却紧盯111箱古籍的动向。1942年4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人问说是事不干己，何用乎如此勇往直前，则我亦不自解何以这样，不过慷慨赴义，我从来处世便是这样的态度，冯平山圕的事本来我可以置之不理的，但为着中央图书馆的一批书，为着要顾全别人，我竟动于一‘义’字而不顾一切了。”谢荣滚指出，这里陈君葆怀抱的“义”，不是一般的“义”，而是国家大义、民族大义。

　　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着日军将111箱古籍搬离图书馆，他无力阻拦，只能站在空荡荡的书库中，在日记里写下“心如刀割，但护书之志不可夺”。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这批失踪的古籍。当得知友人博萨尔将随远东委员会赴东京审问战犯，他立即写信托付：“务请留意我国被劫古籍的下落，尤以111箱书为要。”1946年6月，博萨尔的回信让陈君葆彻夜难眠——信中说，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了这批古籍，并详细告知了转移轨迹：先到东京参谋部，再转文省部，最后存于帝国图书馆。陈君葆立刻将消息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写信告知素未谋面的郑振铎。1946年7月11日，他收到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回信，短短一句“111箱书已取回”，让这位坚守5年的护书人热泪盈眶。

　　据谢荣滚介绍，除了这111箱国宝，陈君葆还在抗战期间保护了香港的多处藏书与重要人事档案——宋庆龄、孙中山秘书李仙根等人的珍贵藏书，皆因他的努力得以完整留存。

　　为何杜定友、罗香林、陈君葆等布衣学者，愿意在战火中舍命护典？倪俊明的解读或许是最好的答案：“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藏着民族的记忆、智慧与精神。先辈们在抗战烽火中抢救古籍，不仅是保护历史文献，为现代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抵御侵略者文化破坏，保存文化根脉的一种精神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对古籍所蕴含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坚韧守护。”

　　如今80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在图书馆翻阅那些历经沧桑的古籍时，或许会想起1940年代的华南地区，有这么一群文化卫士，用勇气与坚守，在烽火中为中华民族护住了一脉文脉。而他们的故事，早已和那些古籍一样，成为不朽的文化记忆。

　　对于波士顿本《历代帝王图》诸帝王形象差异，古今学者大抵相信，这些帝王之所以形象不同，乃是蕴含褒贬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在论述由形象差异所喻示的褒贬评价时，除重点描述各帝王动作、神情之别外，还提到帝王冠服差异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譬如石守谦即指出北周武帝的服饰远较陈后主正式。这一观察是很敏锐的。事实上，波士顿本《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冠服的差异，不仅可能喻示画家对帝王的褒贬评价，而且可以成为解读画卷如何绘制的图像密码，值得进一步深究。以下笔者即尝试由此切入，探讨《历代帝王图》的绘制过程。

　　无待赘言，《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冠服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眼即可看出，最简单地说，十三位帝王中，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身着冕服，汉昭帝刘弗陵、陈宣帝陈顼、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冠服则与此有异。然而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代帝王图》这一独特“表现”在相关著录、题跋中均未有所呈现，直到元人王恽才首次将之明确标示出来，云：

　　阎立本画古帝王一十四人：汉文昭帝、光武皇帝、魏文帝丕、蜀昭烈皇帝、吴孙权、晋武帝炎、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后主叔宝、陈文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炀帝。……十四帝除汉文、陈宣、废帝、后主、炀帝，余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

　　王恽注意到汉文帝（即汉昭帝）、陈宣帝等五位帝王（漏陈文帝）所着冠服与其余诸帝有别，后者“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王恽称着衮冕的帝王形象如五方帝，不尽准确。严格说来，彼时五方帝的形象大约有着衮冕和着通天冠两种。前者如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毗卢殿（图1a）、怀安昭化寺大雄宝殿、山西繁峙公主寺大佛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宗殿、阳高云林寺大雄宝殿绘明代水陆画及山西右玉宝宁寺明代水陆画、明刻版画《水陆道场神鬼图像》等，图中多题作“五方五帝”的五方帝皆着衮冕；后者如山西稷山青龙寺腰殿绘元代水陆画（图1b）、河北蔚县故城寺大雄宝殿绘明代水陆画等，五方帝则着通天冠。

　　王恽没有提及未着衮冕的诸帝冠服具体为何，至清人孙星衍、李恩庆始有明确著录。孙氏《平津馆鉴藏书画记》称：

　　尽管二氏表述略有差异，但大致都认为诸帝所着主要是弁。不过，从形制上看，除隋炀帝首服可称弁外，其余大约都不是弁。汉昭帝所着颇似故宫博物院藏传顾恺之绘《列女仁智图》“楚武邓曼”故事中楚武王所着之冠，唯后者多一耳（《列女仁智图》中诸人所着冠多有耳，图2a、图2b），或认为即通天冠，不过对比汉画像石所见通天冠形状可知（图2c），汉昭帝、楚武王所着应是一种变形的通天冠。

　　又陈宣帝所着，孙星衍、李恩庆名之曰“幞头”及“弁”，伍莉莉亦称作“有脚上曲幞头”。陈文帝、陈废帝所着，争议较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白纱帽，沈从文、孙机则分别认为是菱角巾和白帢。陈后主所着，一般多采纳孙机意见，认为是皮弁。不过征诸史事，幞头始见于北周，是北族冠服的衍生物，南朝君主无由服之。而白帢在梁陈皇帝服制中乃是吊服，“为群臣举哀临丧则服之”，平常并不服用。至于皮弁，《隋书》所见梁陈皇帝服制也未见记载。因此陈朝四主是否着幞头、白帢、皮弁，毋宁说是有疑问的。

　　笔者曾注意到，南朝皇帝多着白纱帽。而据《隋书·礼仪志六》记载，帽除以白纱为之者，“又有缯皂杂纱为之，高屋下裙，盖无定准”，亦即当时还存在其他颜色的纱帽，且形制多样。关于后者，《隋书·礼仪志七》言之更详：“宋、齐之间，天子宴私，着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所谓“卷荷”“下裙”“纱高屋”及“乌纱长耳”，皆为纱帽的特殊式样。准此，笔者认为陈朝四主所着应都是纱帽，其中宣帝所着两侧有耳之冠或即“乌纱长耳帽”（图3a），文帝、废帝所着则为“卷荷白纱帽”（图3b、图3c），后主所着（图3d）形状上看固然近似隋炀帝所着皮弁（图3e），与《新定三礼图》所见皮弁也颇相仿（图3f），不过也与陈宣帝、文帝等所着纱帽相去不远（后者除去两耳），因此不排除大约是一种卷荷式样的乌纱帽。

　　无论如何，在《历代帝王图》的图像系统内，着冕冠的帝王与不着冕冠的帝王构成鲜明对立，尤其是南朝四帝，无一例外均被加以与冕服有别的“便服”。画家为何如此安排，王恽、孙星衍、李恩庆等均未有解释，沈从文粗略判断：“全画人物面貌虽有异，服制却多相同，所反映的只是隋、唐人沿袭汉《舆服志》三礼六冕旧说及晋南北朝画塑中冕服而产生的帝王冕服和从臣朝服式样，和汉、魏本来情形并未符合。”这里，沈从文追究了《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冕服的来源，指出其系以《续汉书·舆服志》六冕旧说及晋南北朝画塑中所见冕服为据，并非本于实际情形。

　　沈从文的上述判断没有论证，且未提及部分帝王着便服的缘由。这之后，陈葆真通过详实论证提出独特解释，概括其见解要点如下：

　　1.赞成富田幸次郎、吴同等的意见，将画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包括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后段包括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后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后段为7世纪作品，前段则是根据后段图像摹作，成于11世纪中期之前；全卷图像设色经过后人添补；榜题也可能为后人所加。

　　2.较早的后段，画家以北方诸帝的衮冕象征后周和隋为天下正统政权，而梁、陈诸帝（陈文帝、陈废帝她认为应为梁简文帝和梁元帝）的便服象征地方政权。

　　3.较晚摹作的前段，在图像方面，画家仅择取后周武帝和侍者的造型，作为图式典范，重复制造出五组大同小异的帝王群像，排列在穿便服的“汉昭帝”（她认为是王莽）之后。每个皇帝的脸部表情差异不大，未能显现这些人物的个性。画家的兴趣在于表现“正统观”，利用以上六个依顺序排列的皇帝，来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

　　可以看到，陈先生系以《历代帝王图》中作为“原迹”的后半段为据、且排除榜题的干扰而进行解释的。在她看来，《历代帝王图》中皇帝着冕服与否并非基于某个图像渊源，而是蕴含了画家的正统性意识在内，着冕服具有正统，反之则不然。

　　进言之，陈先生是在将《历代帝王图》创作与唐初政治意识相联系的前提下做出这番解释的，她认为，《历代帝王图》后半段原迹可以看作是唐太宗个人对梁、陈、周、隋四朝整体功过的总评，与贞观时期修撰南北朝各朝历史的背景关系密切；唐太宗及贞观朝所修诸史系以北方的周、隋为正统，南方的梁、陈为地方政权，故《历代帝王图》中周武帝、隋文帝相应地被加以冕服，南朝皇帝则被配以便服。

　　将《历代帝王图》与政治意识相关联，陈先生并非首创。如陈先生所论，以往关于《历代帝王图》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图像的风格分析，二是画者的探讨与作品的断代，三为图像功能的探讨。第三类代表即石守谦在1987年刊出的《南宋的两种规鉴画》一文，指出《历代帝王图》具有积极的政治规鉴作用，显然亦注意到图像呈现与政治意识的关联。在此意义上，陈先生的研究可说是位于其延长线上。不过，陈先生却未像之前研究一样着眼于《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相貌、形态的优劣，藉以论述画家褒贬，而是瞩目于更醒目、也更具深层次意义的帝王冠服的差异，从更为宏阔的初唐历史认识予以解释；且其立论不立足于单个帝王，而是将《历代帝王图》视作一个整体，重视诸帝王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尝试从整体上把握创作意图，由此提出富有深度的图像理解，大大推进了学界对《历代帝王图》的认识。故而她的意见发表后颇受好评，并被视为典范研究收入作为“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代表性著述汇编”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学者也多沿袭这一见解。如陈文曦2008年发表的《阎立本的〈十三帝王图〉初探—以冕服“十二章”纹饰为基准》即称：

　　在《十三帝王图》中关于帝王的穿着冕服与便服的不同，似乎也暗示作画者对于帝王的评价，穿冕服的帝王有的是开国之君，如：汉光武帝为东汉的建立者、晋武帝、蜀主刘备、魏文帝、吴主孙权。另一类穿冕服者是灭陈朝的帝王，如：隋文帝、后周武帝。此外在穿便服的帝王中，又以姿态来分站姿和坐姿。着便服站姿者，如：汉昭帝、陈后主。着便服坐姿者，如：陈宣帝、梁元帝、梁简文帝。

　　作画者藉由穿着的冕服和便服的不同、站姿和坐姿的不同，初步地划分帝王的评价高低、褒贬之意，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的差异。

　　可以看到，陈文曦在陈葆真设定的冕服、便服之别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站姿、坐姿的维度，由此形成更复杂的评判帝王正统、褒贬的标准。宁强同年发表的《作为政治合法性象征的帝王肖像画：〈历代帝王图〉新研》，重点虽不在检讨服饰，但提及《历代帝王图》中着冕服者为英明神武的君主，着便服者为软弱无道的君主，表述虽有差异，内涵可谓一脉相承。刘波2016年发表的《解读无声的评论：〈帝王图〉新探》，更是完全因袭陈说，以冕服象征正统，陈朝四主所着非冕服（他认为是宗教服饰）对应非正统。无待赘言，陈葆真等以冕服蕴含正统观及褒贬，且将其与贞观朝修史，亦即以唐太宗为代表的时人的历史认识相关联，其核心旨趣即如陈文标题所述，“图画如历史”。

　　《历代帝王图》的绘制与唐初政治密切相关，这一点固无疑问，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历代帝王图》以不同冠服加诸各帝王，也一定植根于唐初政治—具体而言即是以唐太宗为首的唐廷君臣包括帝王褒贬与正统观等的历史认识？事实上，对于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中皇帝着冕与否诉诸唐人正统观的解读，已有学者提出疑义。沈伟在实地观察后发现今所见《历代帝王图》上有缀合痕迹，系由六段画卷拼合装裱而成，由此确认现存图卷只是一个残本，原本一定不止于目前所看到的“十三帝王”。因此，他认为：

　　既然该帝王图卷有着明显的缺失，则本画卷图像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获得更充分的论证，因而不足以说明陈葆真文章中所认为的—与初唐“修史关系密切”。

　　也许陈葆真所忽略的是：“图画”与“史实”的关系，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如”字，而更应该是一个“补”字，所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若此《历代帝王图》之类的绘制，就不是出于史书撰述之后的一一对应的“图解”，而不过是传统以来人物图像绘画方式在功能价值上的体现。

　　要言之，沈伟并不否认《历代帝王图》具有宽泛而普遍的政治教化意涵，只不过他强调由于现存图卷并不完整，因此不能将《历代帝王图》与史书编纂间的关联坐实。

　　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沈伟虽然认为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中帝王形象视为与史书一一对应的“图解”的认识过于勉强，但对陈先生所揭示的冕服与正统的关联并未提出直接挑战。事实上，对于帝王图蕴含正统意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的，只不过他认为，《历代帝王图》卷的原貌，当绘制有更为宏大的图像序列，以与唐初的正统史观相辅而行，达成“图绘”的意蕴。

　　那么，《历代帝王图》中画家以冕服、便服加诸不同帝王，其用意是否即如陈葆真所说是“利用了图像来诠释历史”，藉以呈现唐初君臣的正统意识呢？仔细检核图像，不难发现其中存有若干矛盾。

　　其一，隋炀帝着皮弁。按照“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的逻辑，身着皮弁的隋炀帝显然应属非正统。不过征诸史实，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其法统地位却无可置疑。大业十三年（617），攻入长安的李渊拥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第二年炀帝身死，“崩问至，帝乃率文武群贤僚佐，从少帝举哀于大兴后殿。帝哭哀甚。有谏止帝者，帝曰：‘吾为人下，丧居何可不哀！’”李渊所为究竟发自内情还是惺惺作态暂且不论，但这番“表演”无疑显示出彼时隋炀帝仍为天下共主。而在李唐建国后，炀帝的法统地位仍维持不坠。《册府元龟》记后晋天福四年（939）太常礼官议立唐庙，“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可见在武德年间，炀帝仍作为前朝帝王享有祭祀。又《唐六典》载陵庙守户，“周文帝、隋文帝陵各置二十人，周、隋诸帝陵各置十人”，既在周文帝陵、隋文帝陵外另及周、隋诸帝陵，炀帝陵也应包括在内。尽管炀帝陵的陵户并未达到中宗景龙三年（709）太常博士唐绍上疏议诸武、韦陵墓守户时所云“先代帝王陵户，准式二十人”的标准，c但炀帝陵既设置守户，表明至少在有唐一代其法统地位无可争议。近年出土的制作于贞观年间的隋炀帝墓志，志题称“随故炀帝墓志”，也显示出炀帝法统地位确切无疑。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陈葆真针对着便服的帝王于“非正统”之外又加上“亡国之君”，试图弥合“正统着冕服”与炀帝着皮弁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一专门针对炀帝的设定，已然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冕服与正统的关联。事实上，正如后文所述，炀帝着皮弁乃是画家基于炀帝日常服饰所作的创作，与是否正统无关。

　　其二，周武帝像题记中的“无道”。案《历代帝王图》在诸帝像前方上端都有或长或短的题记，其中周武帝像题记最长，作：“后周武帝宇文邕，在位十八年，五帝共廿五年，毁灭佛法，无道。”显然，语含批评的“无道”二字与身着冕服、具有正统的周武帝格格不入。对此，陈葆真以“无道”二字墨色较淡，推测或为后人所加。不过，为何后出字迹反而墨色较淡，这似乎不太好解释，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形应如吴同所说，乃是原题记被后人刮去的残迹。又陈先生以“无道”这种强烈谴责的评论，与其他帝王像题记只述事实、不作任何褒贬的措辞格式不同，论其为后人添加。不过仔细审视与宗教相关的三则题记，不难发现原题记作者做这种评判完全是可能的。

　　如上所见，陈宣帝像题记作“深崇佛法，曾诏朝臣讲经”，陈文帝像题记作“深崇道教”，周武帝像题记之“毁灭佛法”，正与二者相对。陈葆真以唐太宗批评梁武帝父子佞佛亡国论证唐太宗不“崇佛”，并进一步说明唐太宗于“崇佛”“灭佛”都不十分在意，因此陈宣帝、陈文帝像题记不加褒贬，周武帝像题记也应如此，“无道”二字系后人所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帝王图》题记大抵不叙帝王治绩，仅见的言及治绩的三例都与佛道信仰相关，这显示出画家对于佛道决非无所谓的态度。而从包括阎立本在内的六朝隋唐画家多参与寺观宗教壁画绘制，且题记使用多用于肯定式评价的“深崇佛法”“深崇道教”来看，毋宁认为画家应是推崇佛、道的，然则“毁灭佛法”的周武帝被批评“无道”，未必即有疑问。要之，尽管上述题记未必尽皆符合史事，但包括“无道”二字在内的题记不宜轻易否定。若此说不误，则“无道”的周武帝是否会被画家绘成具有正统的形象，不得不说是有疑问的。

　　其三，刘备、孙权着冕服。对于绘有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等六帝的《历代帝王图》前半段，如前所述，研究者一般认为其系后人绘制，甚至认为或即据后半段周武帝像或隋文帝像“重复制造”。之所以如此，陈葆真判断这是因为画家的兴趣并非显现这些人物的个性，而是在于表现“正统观”，即通过六个依顺序排列的皇帝，来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亦即在陈先生看来，画像摹制的前半段乃是和后半段的原作享有同一套“符号”体系。按照这个体系，着冕服的刘备、孙权应和同时代的曹丕一样，被画家归入正统帝王之列。不过征诸史实可知，迄至北宋为止，对于鼎足而立的三国，主流意见一直都以曹魏为正统，唐代官方亦然，曹丕像题记作“魏文帝”（图4a）而刘备、孙权像题记称“蜀主”“吴主”（图4b、图4c），也表明画家并不以后二者为正统。着冕服的刘备、孙权既不得正统，冕服与正统的联系也就不攻自破。

　　其四，汉昭帝着“便服”。同在画卷前半段、被认为“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的汉昭帝，其正统性固不待赘言，然其所着却是“便服”，由此构成一条不利于“冕服=正统”说的反证。对此，陈葆真认为题记有误，实际应为王莽，试图以此解决图像中人着“便服”的矛盾。不过，若以此图为王莽，也有滞碍难通之处。案无论《历代帝王图》的作者是阎立本还是郎余令，其绘制公认为是“按据史传，想象风采”，按照石守谦的描述，即画家依赖由史书上所得之资料，去制作此人物之“历史真实感”，由此实现画像“鉴诫”与历史真实间的平衡。而史传中的王莽，如《独断》等所见，“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亦即王莽秃头，故需巾帽遮挡。从此记载频见于《后汉书》刘昭注及《北堂书钞》等文献，且不时为后人称引可知，隋唐人对王莽秃头的形象当不陌生，然则“按据史传，想象风采”作画的画家笔下的王莽，必然也是秃头或以巾帽遮挡头发的形象。然而今《历代帝王图》中“汉昭帝”却可显见头发，因此其人非王莽无疑，题记所设定的“汉昭帝”不宜轻易否定。事实上，昭帝穿着也非“便服”，其头上所着乃是后人想象的“通天冠”，而通天冠正是西汉皇帝最重要的一类首服，画家以通天冠加于昭帝，正是“按据史传”的体现。概言之，在汉昭帝的画像中，非冕服的冠服并未影响昭帝的正统地位，这势必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冕服与正统的关联。

　　要之，陈葆真在建构“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这一解释时，实际设定了若干前提，例如部分题记不可信，着便服者包括亡国之君等。而如前所见，上述前提未必可以成立。缺少这些前提的“保驾护航”，判断皇帝着冕与否反映了唐初君臣的正统观，毋宁说是有疑问的。事实上，如流传至今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皇帝像或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绘唐高宗像所见，唐人绘本朝皇帝像多着幞头，而非冕冠（图5a-图5g）；至于文献所见唐人皇帝像，固然着冕冠者确有其例，但亦不乏着通天冠甚至更为闲散的纱衣幅巾者。由此可见，唐人在绘制皇帝像时，应无意识借助冕服来宣示正统。这一图像创作环境的佐证进一步表明，《历代帝王图》后半段中南北皇帝异服，应与正统认识无关。

　　（本文摘自孙正军著《〈历代帝王图〉的诞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要解决这一问题，放松税收征管并非良策，因为这不仅涉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渎职问题，也影响社会公平，毕竟各地税务机关征管力度不一，将影响企业公平竞争，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欧美一级婬片免费播放口

　　这些年来，时尚潮流来了又去，戴帽子的习惯似乎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改变。回顾20世纪60-80年代的老照片，还可以看到许多赵本山同款鸭舌帽，和年轻人青睐的草绿色仿军帽。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群众性”帽子了。

　　如今，除了军人、警察、医护等职业需要，或是取得学位时履行拨穗仪式，大多数人在正式场合通常不会戴帽子。平时如果戴帽子，主要也是为了保暖、防晒的实际需要，或是和衣服搭配，甚至用来掩盖没洗头等情况。这一习惯和秉承“冠礼”的古代似乎正好相反。

　　大概为了修饰脸型，今天的古装剧男主角（清代背景除外）不是潇洒地披散着及腰长发，就是活泼地扎着高马尾，但在现实中，古人并不会以这些发型示人。看似简单的“衣冠”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既是缙绅阶层的代指，又能衍生出文明礼教的含义。

　　究其根源，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古代中国，自上而下都需秉承服饰礼制，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着装不仅要满足实际的保暖、装饰功能，更是不同社会地位的直观体现。《礼记》载：

　　“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

　　从西周到清代初年，冠帽或巾帻始终是华夏成年男子头顶必备之物。与之对应的“散发”，甚至成为放浪形骸的代称，如袁闳“散发绝世”、李白“散发弄扁舟”等。

　　冠中的“元”不仅表声，也有“首”的含义，表示冠的作用。《释名》谓：“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早在周代，“加冠之礼”已经成为贵族男子专属的成年仪式，在二十岁（天子、诸侯可提前至十二岁）举行，改变儿童时梳的“总角”发型，将头发聚拢在头顶束成发髻，髻上戴冠。冠需要用横穿发髻的“簪”和系在下巴下的“缨”来固定，“气昂昂头戴簪缨”便成为显贵者的代指。孔子弟子子路（仲由）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因反对孔悝叛乱而遭到袭击，交战中冠缨被打断，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正冠结缨而死，体现出“冠”对于彰显士大夫身份和气节的意义。

　　《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的冠式有十九种，后来历代冠式更为多样，形制各异。从周代到西汉，冠的形制还比较小，装饰性大于实用性，《淮南子》总结为“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东汉时，冠的形制变大，文官戴“进贤冠”，公侯冠上有三梁，官职越低，梁数越少。武官则戴“武弁大冠”，无需插簪固定。

　　作为礼冠的“冕”，曾是帝王、诸侯、公卿所戴的礼帽，后来专指皇冠。冕由束发的冕圈“武”、绕在颔下固定的冕带“紘”、覆在冕圈上的冕板“延”、延前垂下的玉珠串“旒”组成，周天子之冕十二旒（十二根丝绳，分别串十二枚玉珠），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

　　在“礼不下庶人”的古代，平民百姓不能戴冠，但也不能直接袒露着头顶，头巾成为他们必备的覆盖发髻之物，又名“帻”，《仪礼》称：

　　“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陌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幧头。”

　　古代称平民为“黔首”，并不是因为他们头发尚未变白，而是用黑布头巾裹头。“苍头”在战国时原指用青布裹头的军队士卒，汉代因为仆役戴青色头巾，也用此词来代指奴仆，后来才衍生出白头老人的含义。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张角等发动农民起义，以头裹黄巾作为标志，史称“黄巾军”。甚至在后世道教关于天界的传说里，值勤神将也都是“黄巾力士”。

　　原本地位低下的头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民间进入上层，和冠帽悄然融合。汉元帝“额有壮发”，发际线过低，王莽头秃，两人虽然面临的困扰不一样，解决方法却是相同的，都是用巾帻裹住头再戴冠。好在这时冠的形制变大了，可以盖住整个头顶。东汉后期，王公名士“以幅巾为雅”，“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这和老庄谈玄影响下的不拘礼节的社会风气有一定关系。东汉郭泰（东汉时期名士）的品学为时人所重，一日外出遇雨，折起头巾一角垫着遮雨，人们争相仿效，都将头巾的一角折起来，称为“林宗巾”（郭泰字林宗），侧面体现出头巾在各阶层的普及。

　　现在熟悉的“帽”字，原本写作“冃（mào）”，含义为“小儿及蛮夷头衣也”，字形也是一顶帽子的形状。北方少数民族的御寒帽子古名“搭耳帽”，用牛皮制作，以羔毛络缝，能够护住头顶和耳朵。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改革，以绫绢仿制搭耳帽，取名“爪牙帽子”，作为赵国军服。汉乐府诗《陌上桑》中，有“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的诗句，侧面反映出那时的帽子还不登大雅之堂，不如头巾体面。

　　两晋南北朝时期，“帽”已经不局限于便帽，开始具有和“冠”相近的含义。如南朝梁皇帝平时习惯戴白纱帽，百姓戴杂色纱帽，南朝宋的官员戴乌纱帽，隋朝也沿袭此制。但冠与帽毕竟有所区别，即使在古人的口语中帽逐渐取代了冠，诗中“冠”“帽”可为互文，“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但在成语中也很难完全替换，比如“怒发冲冠”可以形容愤怒时头发上竖的形态，但“怒发冲帽”别人根本看不见。

　　古代关于帽子最著名的典故之一“侧帽”，来自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他是北周明帝宇文毓、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岳父，也是唐高祖李渊的外祖父，在历史上实在罕见。独孤信以“美风仪”著称，在秦州做官时，有一天出城打猎，日暮时骑马入城，帽子被风吹斜了也来不及扶正。很快，全城人都学着他的样子戴帽子，成为独特的风景。《书》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长孙无忌曾用乌羊毛作浑脱毡帽，“浑脱”意为盛装乳酪的牛皮囊。产于扬州的毡帽可能是模仿“胡帽”的创制，唐宪宗时，御史中丞裴度曾遭李师道派来的杀手刺杀，头上挨了一刀，质地厚实的扬州毡帽救了他一命，仅受轻伤。唐代表演从西域传来的“柘枝舞”时，头戴尖顶帽，帽侧缀有铃铛，装饰珠子图案，又名“珠帽”。士人穿便服时多以“乌帽”和“白衣”搭配。

　　早期头巾的包头方法是从脑后拢起，在前额打结，类似近代陕北农民在头上系手巾的方法。汉代梁冀对头巾进行改制，从前向后包头，折起上角，叫“折上巾”，到北周武帝时，将折上巾裁出四脚（四带），二带系脑后下垂，二带反系头上，发展成巾的一种新类型“襆头”。

　　幞头问世后，经历了材质从软到硬的演变，外形也从头巾变得越来越像帽子。在电影《长安的荔枝》里以反派身份出现的宦官鱼朝恩，曾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权宠一时，其头饰“军容”幞头，时人争效，称为“军容头”。流行头饰“军容头”，应当就是这种权势的视觉展现。

　　五代末期，更加轻巧的漆纱幞头得以流行，宋代已经直接称幞头为“幞头帽子”。幞头系在脑后的带子，原有“短脚”“长脚”的区别，后来又改制为用竹木或铁丝为骨的硬脚，可以方便地将它们固定成各种形状：平直展开、弯曲、交叉、一上一下、两脚偏向同一侧……显得很有创意。“展脚幞头”是士大夫阶层的象征，伸出的两根长脚可以有效防止官员上朝时交头接耳。明代官员戴的乌纱帽成为幞头最后的一个变体，帽主体由前低后高的两部分组成，称为前屋和后山，后山下固定着两个外伸的帽翅，和幞头帽子的结构相似。

　　元代，在蒙古族服饰的影响下，帽子的种类更为多样，“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也”。明代皇帝和官员继承了“直檐大帽”的传统，普通人常戴六瓣合缝的瓜皮小帽，别名“六合一统帽”。《金瓶梅》中，富甲一方的西门庆在送人出门时说：“你休怪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体现出小帽在当时通常象征庶民身份。

　　在帽子流行的同时，头巾也在同步使用，明代士人服饰以“方巾圆领”为主要特点，儒巾通常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秀才以上士绅惯戴“四方平定巾”，它是一种四角黑漆方巾，据说是杨维祯见明太祖朱元璋时所戴。太祖问：“此巾何名？”杨维桢回答：“此四方平定巾也。”朱元璋认为此名甚佳，便诏令天下士人戴此巾。

　　冠巾之下，明代男性还要戴一种“基本款”束发网巾，以黑丝结成，形如渔网，上有总绳拴紧，意为“一统山河”。据传也是明太祖看到道士以茧丝结网约发后，询问缘由，得知“裹以头，则万发俱齐”，下旨要求推广的。从达官贵人到生员吏隶，都必须在冠下戴网巾，催生了专门的市场，南京有地名“网巾市”，就是制作和出售网巾的集散地。明朝灭亡后，时人笔记中记载了一位在福建邵武被捕的抗清者，坚持不改衣冠，从容赴死，临刑前让仆人用笔墨在他额上画了网巾，表示不忘明制。清将杨名高问他姓名，他回答：“叫我‘画网巾’就可以了。”

　　清代由于男性发型特殊，剃过的头上更需要帽子挡风遮阳，方巾就无法再用了。官员的官帽用不同的“顶珠”体现官职高低，共有东珠、红宝石、红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chē qú）、金和银9种。特别在清朝廷看来，产于东北地区松花江流域的东珠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品官以下不得以此做顶戴，否则将以僭越罪论处。其实明代也有关于帽饰的制度，洪武六年（1373）曾规定：职官一品、二品的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的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都可用，六品至九品帽顶用银，帽珠用玛瑙、水晶、香木。

　　随着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帽子并不是在封建王朝覆灭后的一夜之间离开了人们的头顶，而是经历了较长的演变过程。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普通人的服饰、发型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革。曾作为等级符号而存在的官帽、不同材质的帽顶珠，随着帝制的废除失去了社会基础。在西方潮流的冲击下，与我国传统冠帽不同的西式礼帽甚至一度成为国家规定的礼服组成部分。

　　在欧美的社会传统里，帽子曾经同样和穿着者的地位紧密相关，并衍生出了相关礼仪。一些流行段子称，西方男人戴礼帽，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人不讲卫生，经常从城堡高处往下倒垃圾，高礼帽正好可以起到遮挡效果。实际上，这种高顶礼帽在18世纪末才出现。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服制案》，规定了男女礼服制度，其中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需搭配高而有檐的平顶黑色礼帽，常礼服需搭配较低而有檐的圆顶黑色礼帽。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男子礼服在冬季搭配凹顶椭圆边黑色软礼帽，夏天则是平顶白色硬草帽。

　　尽管基于民国的实际，关于服制的规章并不能普及到全体民众，仍然对礼帽的流行起到了促进作用。头戴西式礼帽、身穿长衫或西服的成年男性，在老照片中定格成特有的“民国范儿”。学生常戴帽围较坚实的鸭舌帽，俗称“学生帽”。陈鸿年著《北平风物》中，写到自己在民国读书时流行的冬季穿戴：

　　“一条毛围脖儿，一件短大衣，一顶鸭舌帽。俏皮小伙儿不穿棉，耍的是这个漂亮劲儿！”

　　1938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学生制服规程》，规定小学、中学学生帽为圆形，大学学生帽为正方形。

　　为了凸显民族自豪感，政府要求礼帽的制作材料均为国货。市场的需求催生了制帽业的繁荣，各大城市都有专门经营帽子的老字号店铺，如“盛锡福”“马聚源”等等，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帽子生意也有过如此繁荣的气象。在北平前门外鲜鱼口，相传有两家从清代开始经营的帽店开展过“logo商战”，一家帽店在门口摆了个捧着元宝的黑漆木猴做招牌，见它生意兴隆，旁边的一家店也摆了个一模一样的木猴，借以迷惑顾客。

　　与西式礼帽相映成趣的是，广大农民仍然习惯戴清代沿袭下来的瓜皮帽、毡帽，夏季劳动时戴草帽。鲁迅笔下，结实耐用的“乌毡帽”是绍兴农民必备之物——

　　闰土从小戴到老，阿Q没钱的时候就用乌毡帽抵押几个钱喝酒。陕北农民习惯用白羊肚手巾缠头代替帽子，既能遮挡黄土高原的漫天尘土，又方便解下来擦汗。

　　民国时期，军人、警察、护士等职业的制服在西方影响下配备了专门的制式帽子。1910年，清末“新军”模仿德国普鲁士风格设计了军服和大檐军帽，北伐战争时期，不同军阀势力的军帽常有模仿日式军帽造型，但源头仍然是西方的军帽。抗战时期，部队佩戴的仿德国式军帽前面有两枚扣子，用来固定护耳，在国共合作阶段，八路军戴的帽子也是这一款式。解放战争期间，军配发仿美式军帽，在相关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有所体现。民国警服样式经历多次改变，配备的帽子主要沿袭了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制式。

　　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护士代表大会上，规定护士统一佩戴白色燕尾帽作为行业标志，这一制式一直流传到当代，有些高校的护理专业还会在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或毕业时专门举办授帽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帽子经历了一段流行期。但和过去的时代最大不同的是，除了军人、警察等职业规范和统一了制服和对应的帽子外，国家层面并没有面向民众规定专门的“礼服”形制。尽管如此，大众的着装选择很自然地受到社会大潮的影响，帽子也不例外。

　　民国盛行的西式礼帽在1949年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男性群体特别是城市居民群体中流行戴外形类似军帽的“解放帽”，灵感源于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戴过的八角帽，也叫列宁帽，和当时的“干部服”“人民装”搭配协调。冬季，同样源自军人制服的护耳剪绒帽在北方几乎人手一顶，既保暖又显示出威武之气。因为雷锋最为人熟知的照片上戴着这种帽子，它又名“雷锋帽”。对军帽的推崇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的服装款式、色彩趋于整齐划一，民谚称：“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由于军人受到尊崇，绿军帽在此时最受欢迎，成为独特的身份象征而广受追捧，在反映“大院子弟”生活的影视剧里，身穿父兄军装、头戴军帽的年轻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一种），在街头呼啸而过，囿于“出身”而没有资格戴的人只能望而生羡。

　　改革开放后，国外和港澳台影视剧的陆续热播，让观众见识到了风格更多的帽子。市场经济的繁荣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城乡居民之间原本的落差可以通过购买力来弥补，民众对帽子的选择进一步趋于多样化，不再千篇一律。《平凡的世界》里，成为“农民企业家”的孙少安给自己置备了城里人穿戴的毛料制服和单帽，为的是更加自如地谈生意。进入90年代，港台明星影响下发型时尚的不断变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帽子的态度。“四大天王”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同款发型在年轻人里备受追捧，如果在精心打理的四六分“郭富城头”上扣一顶帽子，反而影响了帅气的外观。

　　而在这个大变迁的时期，需要佩戴统一帽子的行业却在增多。不仅军装和警服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他职业的帽子也逐渐走向统一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工地施工者戴的“安全帽”还是柳条编的头盔，具有一定硬度和弹性，常常被工人扣过来当小凳子坐，但这种安全帽比较笨重，保护效果也难以实现，甚至有人因为不戴而发生了事故。80年代后，随着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安全帽经历了塑胶材质、高密度聚乙烯材质、玻璃钢材质的不断演化，现在已经出现了带有智能芯片和物联网卡的智能安全帽，让安全系数再上一个台阶。中国传统厨师行业并没有戴帽子的习惯，1984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厨师帽会组织，象征卫生的白色工作帽逐渐成为“官方认证”的标志，成为现在人们最熟悉的厨师形象。帽子越高、褶皱越多，代表等级越高。总厨、大厨佩戴29.5厘米高的厨师长帽，普通厨工的帽子高度仅有10.5厘米。这些职业帽向着规范化的演变，正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缩影。

　　和“职业帽”的普及相映成趣的是，成年男性群体的“生活帽”少了。私家车、公共交通等便捷的出行工具，让人们的上班之路不再有风吹日晒之苦，不断提高的卫生条件和城市环境也减少了灰尘弄脏头发的烦恼，即使遇到降温，连帽外套也可以基本解决需要。可能只有头发稀疏的老年人，还在降温后保留着戴帽子的习惯。农民虽然劳动时还会戴帽子，这一习惯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关报道称，近年来陕北黄土高原全面绿化，原本农民出门必扎的白羊肚手巾正在宣告“退休”。

　　不过，时尚常常是轮回的。由于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和较大的工作压力下常常面临脱发的困扰，或许某个时候需要继续重拾帽子来修饰外表也未可知。

　　1、蒋栋元.帽子民俗的文化解读[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牛佳鑫.古代头衣常用字“帽、冠、巾”的演变研究[J].文教资料,2017(12).

　　3、滕维雅.帽文化之瑰宝──巾[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

　　4、钟林轩.冠巾纵横谈──历史剧服装设计杂谈之一[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4(03).

　　6、刘小方.中华冕冠与欧美自由帽——帽子旅行记[J].百科知识,2021(13).

　　我在石圪节公社找胡德禄弄了个时兴的发型，戴帽子把我的发型就给压趴趴了，所以我不喜欢戴帽子，

　　以前，食物少，衣服不保暖，人瘦不抗冻。 现在，吃的好，体内脂肪多，防寒服种类多，出门不冷。 所以，就不用戴帽子了。

　　“雪王”蜜雪冰城在香港的知识产权维权行动取得关键胜利。1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香港高等法院方面获取的判决书显示，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已于2025年12月19日就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蜜雪集团，HK02097，股价446.

　　1月23日，在日本东京，日本众议院议长额贺福志郎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读解散诏书，日本众议院正式解散。 新华社发1月2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例会开幕日正式解散众议院，为日本战后60年来首次。

　　“中国第四艘航母建造是否已取得实质进展”，国防部回应：中方始终根据国家安全和装备技术发展需要推进航母建设

　　1月29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始终根据国家安全和装备技术发展需要推进航母建设。

　　中新社香港1月29日电 (记者 魏华都)202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首次议息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香港业内人士29日表示，美联储仍有降息空间，利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资料图片。（新华社发）黄金是近期全球经济的关键词之一。2025年，国际金价年内涨幅超64%，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年度最大涨幅。

　　一支由9名国家级核心专家组成的精锐团队，自此开启为期一年的精准支援，将为乌鲁木齐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注入国家级智慧，助力首府市民的健康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

　　国防部：坚决遏阻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再现。1月29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政府在扩军备武方面动作不断，不仅在研发远程导弹、放宽武器出口等敏感领域释放挑衅信号，美日还密谋进一步深化“指挥权一体化”。

　　2025年中国车市甩出重磅数据:中国人一年少买106648辆进口宝马，进口量从171019辆直接跌到64371辆，降幅高达62%。

　　还记得几年前特朗普挥起“关税大棒”的场面吗？那时候，不管是对着中国、还是对着欧洲，甚至自己盟友，他只要在推特上敲几行字，全球金融市场都得打个喷嚏。可现在，情况慢慢变了——这张牌似乎不再是“必杀技”，反而越来越像一出老掉牙的戏码。

　　底线的宏论，屏幕前的观众恐怕连发笑的力气都没了，只剩满腹狐疑，当年军校的大门究竟是如何对他敞开的？而他对航母运作机制的曲解，

　　于北辰竟臆想如山东舰这般的海上巨无霸，绕台巡航一圈还得停泊整整一日来“加油”，妄言这便是反击的绝佳空档。

　　这种将现代化航母视作“手扶拖拉机”的雷人认知，令军事行家们连驳斥的兴致都提不起来，只觉满屏尴尬溢出。

　　大陆网友甚至懒得宣泄怒火，索性将其言论剪辑成鬼畜素材，凭实力将其捧成了全网公认的“快乐源泉”。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于北辰首度令昔日战友痛心疾首了，翻开旧账，这位如今满嘴跑火车的“名嘴”，昔年也曾是一副浩然正气的模样。

　　2013年，洪仲丘案爆发，二十万“白衫军”围困办公大楼，声誉坠入冰点。

　　危急存亡之秋，正是于北辰临危受命，以“救火队长”之姿整肃军纪，甚至在2017年受访时，他还身着笔挺西装，对着镜头深情表白：“我是中国人，家住台湾。”

　　彼时的他，眼眸中尚存荣光，脊梁骨亦未弯曲，怎料短短数载，随着政治风向逆转、蓝营式微，他竟火速扒下了那层“中国心”的外衣，换上了的戏服。

　　为迎合特定受众，于北辰不惜上演指鹿为马的戏码，他能将三国谋士庞统，硬生生按在北宋包青天的铡刀之下；更能将岳飞名篇《满江红》强行曲解为“”的暗语，全然无视南宋与当下的台湾横亘着四百年的时空裂隙。

　　昔日那个誓言要“带心带兵”的旅长，如今只剩直播间里为通告费声嘶力竭的丑态，用职业生涯生动演绎了何谓“因利而聚，利尽而散”。

　　究其根本，流量即毒药，抛开情绪迷雾，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度扭曲的媒体生态圈。

　　在那个名利场，真相无足轻重，专业弃如敝履，唯有言论足够惊悚、能在短视频平台引爆骂战，才是王道。

　　于北辰深谙此道，甘愿将自己异化为一个“审丑符号”，然而，流量的反噬虽迟但到。

　　日本平安京时代的传奇战将源义经，有个叫做静的小妾。相传，她曾在吉野山掩护源义经避难时，把制作牛肉饭的技巧教给了当地居民。于是，牛肉饭成为当地的传统美味，“吉野家”之名便由此而来，寓意自己的牛肉饭才是最正宗，最好吃的。

　　很多人认为品牌故事就是编造一个有趣的故事，但事实上，一个合格的品牌故事并非一定要以“故事”形式展现。它是品牌向消费者传达精神与内涵的重要工具，应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切入点，全力激发消费者的潜在购买意识，以及促成消费者“从一而终”的品牌忠诚度。

　　1899年，松田荣吉在东京筑地鱼市成立了第一家吉野家。于是，美味又廉价的牛肉饭就成为鱼市苦力们忙碌一天之后，难得的生活调剂品。

　　1923年，伴随着关东大地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盈利甚微的吉野家一直垂死挣扎在倒闭边缘。好在它坚持活到了战后，经济寒冬过去，市场渐渐回暖，吉野家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快，分店布满全国。

　　至1965 年，这家鱼市小店的年营收已超1亿日元，在这样的状况下，牛肉饭售价猛涨70%。但与所有一味追求疯狂扩张的品牌一样，危机，早晚都会降临。

　　2000年，日元大贬值，对于经济拮据的日本人民来说，吃碗廉价的吉野家牛肉饭都得斟酌再三。顾客愈来愈少，吉野家不得不展开降价自救措施，从400日元直降至290日元，顾客终于又渐渐回来。

　　然而，更大的危机接踪而至。2004年2月，美国疯牛病波及全球牛肉市场，日本政府当即禁止进口美国牛肉，不仅如此，人们连对本国牛肉都产生不信任感，一时之间，谈牛色变，吉野家的顾客彻底流失，企业遭受致命打击。

　　熟料，疯牛病的影响还没过去，国内又再次迎来经济危机。2007年，一份牛肉饭的价格已降到280日元。而到2009年，吉野家净亏损额达23亿日元，财政赤字89亿日元，销售额暴跌22.2%，所有人都认为，吉野家要完蛋了。

　　但在这时候，吉野家终于反应过来：既然疯牛病让人们不敢吃牛肉，那就干脆改卖猪肉啊。于是，“猪丼”就这样降临了。它也不负众望，极好的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终于让餐厅实现盈利。

　　此后，疯牛病的风头终于过去，人们又跑回来排着长队吃牛肉饭，短短3小时内，百万份牛肉饭一销而空。国内市场稳住后，自然开始加速海外市场的扩张。

　　其实国内第一家吉野家在1992年就开张了，位于北京，生意还不错。但随后几家的生意，却不尽如人意。当时将吉野家带入内地的是洪明基，现任合兴食品集团总裁、及北京吉野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洪明基说，当初在美国求学，非常怀念亚洲美食，偶尔一次去吉野家吃饭，味蕾在瞬间被征服。他便将吉野家告诉父亲和叔叔，后来在洪氏家族的努力下，终将吉野家品牌引入中国市场。

　　创业初期，吉野家曾出现过亏损。洪明基反复研究，终于找到症结所在：开店过于想当然，盲目为之，缺乏实际的市场调研。从此之后，他便开始注重市场的数据反馈，从定位到选址，再到目标客户群的需求分析，全都要求用数据来说话。

　　比如一碗牛肉饭该有多少肉和多少饭，那也是经过市场调查后，严格按比例进行分配的，“等你吃完最后一口肉，饭也就吃完了。”

　　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于，体量十分庞大，但同时也带来一种困扰：消费者的需求更复杂化。这些年，洪明基一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上下求索，只有切实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找准发功方向，提供他们更乐于接受的产品选择范围，以及就餐方式和就餐环境。

　　即使在亏损时期，洪明基也从没想过放弃，二字，都已经做了，就必须有始有终，负责到底。于是他硬着头皮往前闯，经过一番思量，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无论是否亏损，先把门店“养”起来。

　　何谓“养”？洪明基的“养”店理论是这样的：连锁门店是要“养”的，门店生意不好时，先别急，别忙着草草关店，然后换个地方重来，应该先把它们“养”起来。“养”的目的，是慢慢引导该商圈的潜在客户群从知道这个品牌，到潜移默化熟悉这个品牌，直至他们尝试这个品牌。事实上在吉野家进驻内地市场的初期，有20%的门店是被“养”起来的，养的时间少则1年，多则2年。

　　现在，当初被包养的那些门店都已功德圆满。国内70至90后的消费人群中，吉野家之名几乎无人不晓。当年那些曾与它共同争夺国内连锁市场的品牌，大多不是仓促退场，就已销声匿迹。

　　但对于吉野家目前的表现，18年来精耕中国市场的洪明基却并不太满意，他给吉野家打了75分，理由是这个品牌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做强做大的潜力。他不无感慨：“在中国，要做大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做强。”

　　如今的吉野家在全球已拥有1700家门店，创年收入达到518亿日元，约33亿人民币。那么它在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又如何？

　　吉野家留洋去了美帝后，为迎合当地口味，便与面包圈来了一场产品大联姻。除此之外，烤鱼、豆豉、沙拉……等等，都被列上菜单。美国人民似乎也有点喜欢上了这碗来自日本的牛肉饭，干脆给它取了一个十分直白的名字：BEEF BOWL，牛肉碗。

　　到了台北后，吉野家更会玩，大名鼎鼎的“变性店”便出自于此。什么叫变性店？在日本，吉野家的顾客以男性居多，时间一久，品牌便有了“男子”属性。台北这家分店却直接变脸，扔掉橙色外套，以一袭清新雅致的白衫亮相，目的是为了赢得女性消费者的欢心。

　　吉野家的发展过程并不太顺，用一句话形容，便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吉野家的成功，无疑来自单品为王战略，即那碗口味稳定的牛肉饭，失败，也来自他们只卖那碗口味稳定的牛肉饭。当一个餐饮品牌过度聚焦某个单品时，它的产品风险其实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食材危机降临，整个企业都有可能迎来灭顶之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吉野家不仅仅只有牛肉饭，还逐渐增加了猪肉饭、鸡肉饭，以及季节性产品。

　　他曾是台湾军界的风云人物，年轻时便以少将身份崭露头角，然而退役后的他却画风突变，成为两岸网友调侃的嘴炮网红。这个人就是于北辰——一位在一度被视为改革先锋的军官，后来却因荒唐言论成为舆论的焦点。某次节目中，他甚至声称大陆的军事演习和先进武器都是假的，原因竟然是我都没见过。 回顾他的一生，原本充满了传奇色彩。2013年，台湾发生了震动社会的洪仲丘事件。一名士兵因偷带手机被抓，关禁闭时因高温猝死。事发后，台湾社会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愤怒，20万白衫军涌上街头，抗议军纪问题，甚至把政府的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紧急时刻，决定寄希望于一位年轻的军官——于北辰。

　　无论动机如何，于北辰的荒唐言论已经让他的个人信誉彻底受损，也让台湾军方的形象陷入尴尬。或许在于北辰心里，他这份另类的坚持是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某种延续，但对于两岸关系来说，这样的坚持无疑是一种消耗。台湾民众早已对他感到厌倦，大陆网友也早已将他当成了笑料，而他自己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仿佛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已经让自己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不需下载直接观看扑扑 - 不需下载直接观看扑扑下载安装版V.6.11.5 - 华融下载站

　　“预约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环节是计算最高可贷额度，这和地段的估值、夫妻双方公积金共同余额、存缴基数的总额等有关。等结果的时候还挺忐忑的，不过还好最后批出的额度和算的差不多。”李欢提醒说，还有个要求是要把消费贷、信用贷等结清。她第一次申请没通过，是因为有笔装修贷没还完，还清后拿着结清证明又去审核了一次。

　　无论是中方官员访问缅甸，还是与东南亚各国的联合执法行动，都不难看出，这是中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各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的前提下，为了同一个安全目标采取协同行动，最终的成果则由所有老百姓共同分享，而且那些成果是大家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现在除了东南亚各国，东盟和联合国等组织及机构也加入进来，打击跨境电信诈骗、致力于实现共同安全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感召力和理念引领力。

　　10月30日晚，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在中国空间站出差5个月后，四度飞天的航天员景海鹏、中国首位圆梦太空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中国首上太空的载荷专家桂海潮即将踏上回家之路。（记者：李国利 米思源 李秉宣）

　　------分隔线----------------------------

　　上一篇：99%的人熟悉又陌生的童话故事，一定不要让小孩子看，它是属于成人的！

　　【鸣潮】乘霄山1.1版本探索100%全收集一条龙，宝箱奇藏攻略，定风铎，伏霜虫！（已完结）

　　上海有些出租车挑客拒载？吃相实属难看！作为自己的家乡真希望此类有损城市名片的事情越来越少！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优秀本分的司机出现，让良币驱逐劣币。